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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4个故事

我的乡下＂朋友圈＂（下）

作者：王新国

※本文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知青这一代人的我们如今已垂垂老矣！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们历经磨难，为国家为社会作出过巨大的牺牲，也曾经作为时代的社会中坚，为国家民族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但这一切的苦难与辉煌，知青及知青的这段历史，也将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

回顾历史，展望将来，唯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唯愿这“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的大地不再重演！

在果园大队所有知青中，除36中同学大宝外，与我交往最深，保持最长久友情的当数刘秉旭兄了。

刚下乡时秉旭兄是挑着担子，一头行李，一头书箱来到果园大队的。秉旭兄与我情趣相投，同属好读之人，且博闻厚识，然而一生命运多舛。

在果园“同知”及以后的岁月，秉旭兄与我书信频繁，我至今乃保存有一迭秉旭兄的来信，每信动辙二、三千字，秉旭兄虽长我三岁，信首总是以新国兄称我，令我惶恐。

当年我办病退时，秉旭兄随时为我鼓呼相助。而我回城后，亦对他伸出援手，介绍地方上的各关系，奈何他与我大约同有出身“隐疾”，屡屡被被大队权贵卡阻。

在我回城后二年，秉旭兄被迫远走凉山甘洛，颠沛江湖。在凉山甘洛经历代课老师、改匠（解木料）、公社广播员等营生。所幸接受我建议，当初迁移户口到甘洛时大胆改小三岁，后考上大学回城，修成正果。

现在谈谈上海知青鲁逸芳，这是一个多少有些罗曼蒂克的故事。

凭特殊关系挂靠而来的上海女知青鲁轶芳和她的男友。一则他们落户的生产队与我们最近，二来鲁在此地举目无亲，视我姐姐如亲人。因此我们之间走动较勤。

鲁当年的男友名叫张乐华，是重庆30中的高中毕业生，他俩在文革红卫兵大串联中相识。张有一个在六中读书的漂亮妹妹，文革时是当年八一五派著名的舞台剧《八一五风暴》里的名角。江湖传言，我们大队的那位学生领袖“张老保”是出名的脸厚，冒称自己是这位张妹子的小学同学，周旋左右，大肆追求。待到上山下乡后，张摆平荣隆地方关系后，复又去邀请张妹子挂靠同往，张的妹妹被纠缠不过，提出可否先把其兄办到荣隆果园大队。“张老保”兄自然应允，于是张乐华把红卫兵串联时认识的红颜知己上海知青鲁逸芳一同带到了果园大队。张的妹妹后来金蝉脱壳，摆脱“张老保”的纠缠，而张、鲁二人来到果园大队后因此而倍受“张老保”及其左右的打压，无所适从的他只好随着鲁逸芳与我们来往。

一次，受我姐姐派遣，我上门去帮他们打灶。那时我发明了一种既可放置大铁锅，又可以使用知青们带下乡的铝锅的灶，我称为旋风涡轮灶，即用陶片沿灶膛摆成涡扇状，上面再用陶片复盖成环状糊上泥，铝锅置上后，火烟从扇状的陶片中旋转抽入烟囱，火力极旺。灶打好当日我便在他们家用餐，正当我们快快乐乐用餐时，进厨房去看水是否烧开的张乐华一声惊呼，原来因火力太旺，铝锅里水烧干了，铝锅的底也被烧融了…

那时鲁逸芳从上海带来一些菜种，其中有一种水果口味的黄瓜，产量极高，经常送一些给我们。而我家酿造的豆办豆豉在大队知青中也极为抢手，那些日子里，大家礼尚往来，到也其乐融融。

夏季的某一天，鲁逸芳突然跑到我家，拉着我姐姐的手痛哭流涕。原来当天她与张乐华因天气暑热，便敞开房门在一张竹席上午睡，被路过的假道学大队书记看见，直斥他们太不像话，命他们马去办结婚手续。要知道，那时知青结婚，意味着从此再无出头之日，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不知我姐姐和鲁逸芳后来是怎样商量的，只知道后来张乐华去大队以外的学校任代课老师去了。

直到我离开这里回到重庆，他们二人仍在这里苦熬苦撑几年时光。后来听说几年后鲁逸芳转到贵州山区的某三线厂结婚嫁人，而张乐华何时回城就不得而知了。

除知青朋友们，我也交了一些当地朋友。下乡两年后，再无心“怀土”的我，放弃了在土地上的劳作，也开始四处云游，并用心阅读搜集到的各种书籍。

从叶家老房子通向荣隆场的大路边，邻近的黄坪大队也有一座名为潘家老房子的老宅。一位与我年龄相近的，名叫潘觉思的青年，每次见我走过便会亲热打招呼，一来二往，我们也成了好朋友。觉思邀我去他家玩，觉思的父亲是一位曾在外工作，不知为何原因被遣返回乡的有文化学识的人。我与老先生相谈投缘，潘先生偷偷向我展示了他收藏的为数不少的书籍，甚至还有四十年代出版的的老旧书籍。潘觉思自然是不会读这些书的，于是我便成了潘老先生藏书的热心读者。与潘老先生相熟之后，他甚至送了我一部分书籍。记得有一本解放前出版的，北欧作家斯特林堡的剧作《死之舞蹈》，翻译得很粗糙，文字晦涩难懂。如今只记得扉页上的一句：“生命之于人类，犹如一场死之舞蹈”。这本书后来被我转赠给秉旭兄，因是四十年代的出版物，秉旭兄奉为至宝。

那时已在荣昌国营华江机器厂工作的大宝，不忘我们在乡下结成的患难友情，时常翻山越岭，走上十数里路来看我。而我当然也会隔三岔五去华江厂，与他及厂里青年工人结下深厚情缘。记得那时他们宿舍里用上了不花钱的天然气，冬天里正好用熊熊燃烧的天然气取暖。这“冬天里的一把火”，也伴我们度过不少时光。

去华江厂要经过安富镇，而安富镇更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所在——安富陶器厂。

安陶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窑厂，论规模和品质，其实是可以把安富镇称为陶都的。下乡之初，在安富周边的小窑厂，我们也曾半买半顺，置办了不少家居陶器，充实我们的家。

金中兄当年在安陶厂接识了一位朋友，安陶的产品设计师杨剑夫，一位兼具艺术家和侠士风格的人物。

人如其名，杨剑夫为人豪爽仗义，不拘小节，恰如一行走江湖的剑客。因金中兄的关系，我也与杨剑夫攀上友情，那时经过安富，我必去叨扰一番的。

当年，在安富镇的一家羊肉汤锅馆，杨剑夫的各色朋友们每每在这里聚会，高谈阔论。二毛钱一碗的美味羊杂汤，汤浓味美。高朋满座，酒酣耳热之后，愤世嫉俗的剑夫兄总要大发一通牢骚的。

有时候剑夫兄四处云游去了，虽见不着人，但他那间堆满他创作的陶器产品和摆满书籍的宿舍从不上锁，总是向他的朋友开放的。

那时我寻访不遇，便会在他床上小憩一会，翻看他床边的书籍。他的习惯，每创作一件陶器产品，自寄便会留上几件作藏品或送人，而我更青睐的是他不知从何处搜集来的书籍，走时便会留下条子，带走几本书或遇他有二件以上藏品，带走一件。至于我带走的书籍，还与不还悉听尊便。他对我这个小兄弟，从来都是宽容的。加之性格洒脱的他，对他的书籍从不问来处，当然也不问去处。

那时，他宿舍里堆放着成垛他各方朋友从学校、机关弄来的一些书籍。大多为前苏联的出版物，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湼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

曾在这里发现前苏联教育家、作家马卡连科两部作品《教育诗》、《共产主义教育讲座》（都是小说）。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是讲“再教育”的，绝非我的杜撰，确确凿凿是翻译成“再教育”的。当然，再教育的对象不是“知青”，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街头的小偷、流氓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而对这些人员实施“再教育”的组织领导者，是让“反革命分子”闻风丧胆的苏联肃反委员会头子_捷尔任斯基！"再教育"机构的名称则为：“捷尔任斯基公社”。马卡连科的作品对接受“再教育”者的描叙生动有趣，而对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的批判，也是幽默诙谐，入木三分。

联想到我们当时正在接受的“再教育”，再看看捷尔任斯基对这些流浪儿施行的温情仁慈的“再教育”，令人哑然失笑。

还真别说，那个时期我所读的大量书籍，使我获益匪浅。我至今仍背得的普希金诗句，便是拜剑夫兄所赐，源自当年从这里带走的一本戈宝权先生翻译的普希金文集，而读过的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书中的一些情节至今仍记忆清晰。

最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安富镇羊肉汤锅，许多年过去了，一到冬季，兴致所至，我便会带领公司员工赶往安富，一番“众乐乐”大快朵颐，当然，这是后话。

编者补：王新国，电气工程师，出生于原重庆市江北城，这是作者王新国继《江北钩沉》系列忆旧之作后，一篇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本系列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艰难困苦的历程。作者文中流露出的、对那个＂荒唐＂岁月，包括作者自身成长经历的反思以及对其人生经历中邂逅的无数好人的感恩之情，值得称道，后续将陆续发布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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